老红军王定烈头戴军帽同本网记者徐壮志在一起。新华网 高航摄
老红军王定烈向本网记者徐壮志介绍自己身上的伤疤。 新华网 高航摄
主持人：在长征途中，您曾经在草地上有过一次掉队的经历?
王： 1934年秋天，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原本计划向川陕苏区前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来敌人围攻堵截，最后就转到云南、贵州，绕了一大圈，最后转到川西南，过大渡河、泸定铁索桥。这个时候，我们红四方面军就向西南方面打过去迎接红一方面军。当时我们这支部队正好在川东北，最靠东面，我们就成了掩护部队。我们守在山上打一阵子，过十天、八天以后，那边有任务，叫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再走。
我所在的部队总是当后卫。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过草地，我们还是当后卫，掩护他们过草地。那个时候红33军99师有一个政治委员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一、四方面军主力过了草地以后，人家过完了，我们该跟着过了吧?头一天我们得到通知，说准备明后天出发。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团部当了小书记，就是现在的小秘书或者参谋，所以我知道的消息要比连队来的快。结果第二天我们的副军长罗南辉跑到我们团部来说，明天不能走，还要继续守着，部队要南下。
哎，怎么回事?怎么又南下?当时我们在下面也不管，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动吧。张国焘那个时候和中央分裂，到川西，他们在前一打，我们还在后面守着，打后卫，因为屁股后面还有一堆敌人跟着呢。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叫大金川，朱总司令、张国焘，他们就在这个县城里面，我们就在后面的那个山上守着。我们团部就在县城边上，所以当时朱总司令有时候闲着跑到我们那儿聊天，四川人讲叫摆龙门阵。
当时张国焘闹分裂，朱德不闹分裂。因为在过草地时是分两路走，毛、周带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在一边走。张国焘、朱德他们带着部队，有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有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走另一边。结果中央走过去了，张国焘不过了，他往回返。张国焘这么一闹，朱德单人走也走不了，结果朱德也到南面来了。
到1936年，贺龙、任弼时红二方面军过来了，他们过来以后，我们又跟他们会合，叫二、四方面军会合。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已经到了陕北了。朱总司令反对张国焘的做法，但是不好处理。然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个时候红二方面军也主张南下，红四方面军下面有一些干部都不可理解，我们不是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北上吗?怎么不北上了?怎么南下了?有不同意见?后来中央一调整，电台一通，二、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所以说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是什么意思?有一部分过去了又回来，然后再走过去。但我只走了一次。为什么?他们过的时候，我们正在掩护他们，他们回来，我们也正在掩护他们，如果我们不掩护他们，敌人过来了，就把他们消灭在草地上了。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我才过了草地。我们算是红四方面军的后卫。
主持人：我记得您讲过您过草地的时候背着一堆小木棍?
王：那是小故事。当时过草地没有像现在说，这是个马路，这是个人行道，那个时候，有时候走一天也看不见一个村庄。靠什么找路呢?当地藏族人比较清楚，可以做向导。
草不是现在北京市公园上的草地，那个草地沼泽地带，海拔很高，有些平平坦坦，有些低低洼洼，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是几亿年造成的结果。有些地方，夏天有树有草，有些地方是硬的可以走，有些地方表面长几根草，但是根下面是松驰的，如果你过草地不小心的话，你滑倒了，掉下去，有人马上拉你可以，如果没有人拉你，你自己摇摇晃晃，越动就越下去，掉下去都找不到，有多深都不知道。
我就碰到过这样陷进去的人。看到有人滑下去了，赶紧解下绑腿——当时红军绑腿的是布条子，把布条子扔过去抓住，然后给他拽过来。
后来就有了经验，一个班里面扛一捆木棍，把木棍插到地上，后面的人跟着木棍走。
走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肚子里面疼得厉害，走不动了，只好自己到旁边坐着，因为大家都很累，要是帮别人，自己也得掉队。我肚子里痛得厉害，怎么回事?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后来我想起来了，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的哥哥、我的爸爸都出现过这种情况，那是最困难时代，四川那个时候正好是1924年，连续三年旱灾，人们都吃树皮、草根、野外，把胃吃坏了。那时候过草地也是吃树皮、吃草根、吃野菜。救了我命的是一根针，就是缝衣针。我们每人都有一根针，自己衣服破了要自己缝。我把别在帽子的针取出来，学着我妈妈的办法，在自己胸口用力挑，挑几十下，然后用力挤血出来，那个血都是发黑的。
挤出来以后，感觉真的好多了。我们四川人把它叫做"羊毛疔"，现在人叫做急性胃炎。我感觉缓解一点，就拄着棍子往前走。部队走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了，但是人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脚印，我就跟，跟到黄昏的时候没有跟上，就在路旁边石岩下面睡到天明。大概又走了十几华里，我赶上了团部。战友们很意外，很高兴，说：“你怎么还能跟上来?”
过草地的时候是夏天过，那个地方温差大，白天很热，一到下午开始就冷了，接着我就感冒了。感冒以后，脑袋发烧，我的战友们就在山坡上找一些干柴禾，烤火，因为没有药。他们把我弄在大火跟前，逼着我出汗，烤出汗，感冒就减轻了，这是一个土办法。
到第二天又要前进了，走的时候我又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走。因为我在团部是小书记，我加入共青团，成为共产党员都是团政委介绍的。团长郭锡山说，不要拉我的马尾巴。后来他就把我抛下了。在后面走的政委过来看到以后，说：“小书记怎么被甩了?”我就把情况说了。当时只有团长、政委才有马，政委就说：“把这个小书记给我驮上。”驮着走了一天，前面正好下雨，河水暴涨，过不了。河水流了一天一夜之后，水下去了，人可以过去了。这一天一夜，我的病也缓解了，这场雨救了我一命。
第一次救我一命的是一根针，第二次是马尾巴，第三次是雨，还有河水涨，都救了我的命。我就这么命大。
过草地就是遇到这么一个事。生活当时比较困难，走之前要动员大家准备干粮。
主持人：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已经很难找到干粮了?
王：那个地方人烟稀少，到哪儿找粮食啊。所以我们过草地之前，都是到山上选一些能吃的野草、野菜，把它组织起来，该煮的煮，该晒干的晒干，这样拿着。
主持人：现在很多小孩对过草地吃皮带、皮鞋有点怀疑，当时确实吃过吗?
王：当时过草地时，穿皮鞋的人是很少的，但是有的人腰里面是皮带，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皮带。过草地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啊?有皮带的就把皮带拿过来，在火里一烤就吃了。当时为了生活，有些人还带着小刀，该切的就切一下。当时是为了生存，现在我们的孩子都知道吃肯德基、麦当劳，那时候到哪儿吃去?你有钱也买不到啊。
主持人：到"哈达铺"吃了一顿饱饭是吧?
王：过了草地以后，到了"哈达铺"以后，有了村庄、有人，还有小店，一看还有卖吃的，那个地方的干粮叫"锅盔"，就是大饼。当时跟我经常在一起的有一个小兵，比我年龄还小，我们都叫他小马，他是负责牵一匹马过草地。这个马身上的东西是公家的东西，其中还有钱，有现洋，还有元宝，当时没有后勤部、后勤处这个概念。走到"哈达铺"，一看这么多好东西，好多都是没见过、没吃过的。那个小马说：“小书记，我们买点吃好吗?”当时我口袋里只有一块现洋，当时叫袁大头。那是我储备好几年的了。他说：“吃了吧，说不定哪天就死了，要钱干什么?”我说好吧，给你。我们三个人买了一个大饼，那是我一生吃得最香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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