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石与主持人在访谈现场
弹尽粮绝，落入敌手
张泽石：那时，有个美国人喊"他还活着呢"，就叫我坐起来，我根本坐不起来，但是我听得懂他说的。我脑子哄一响，冒了金花，我就赶快去找我的手榴弹，一看在那边，就扑过去要抓手榴弹。美国鬼子就用他的带铁钉皮鞋把我的手给我踩住了。我知道完了。这一下用刺刀把我挑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我自己带的宣传队员，本来是要突围出去的，也都没有突围出去，从山上都带下来了，心里是非常痛。走到半路上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从来都是喊敌人，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怎么我们自己变成俘虏了。所以当时我的眼泪哗哗的流，我就觉得第一是对不起自己的国家，我的任务没有完成。第二我觉得完了，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战俘是非常可耻的，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等于说我是变节了似的。怎么能够让敌人抓住呢?怎么能够当俘虏呢?所以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逃脱这个命运，就是想办法跑。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被俘人员长长的队伍出了那个山口，可以说是望不到头的，那次战役光我们这个师就4000多人被俘。望不到头，而且都是非常狼狈。因为我们打了几天几夜，又是下了大雨，身上全是泥、水，而且很多人都是带伤了，就拄着树棍，或者战友搀扶着走。我还好，我醒过来以后，我自己还能自己走。我正在想我怎么能够逃，结果突然响起一枪来，我一看是我的战友往山跟前的树林子里跑。美国鬼子就喊，就说停下来，要不然就打死你。我的战友听不懂美国兵说的话，我听懂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赶快把他的枪口往天上推了一下，我就喊，你不要打，他是拉肚子，去方便去了。
美国鬼子就说，你能说英文。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在战俘里面找到会说英语的战俘，找不着翻译他们就没法管理，所以他们非常着急。因此就有一个规定，押送的士兵要是发现了会说英语的战俘，就马上带到司令部。结果他们就把我带到一个吉普车上，上面有一个少尉。他让我上到汽车上，然后就跟我说你怎么会英语的，我告诉他我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来参军来了。那个少尉说清华大学很有名的，说你不好好念书，你跑到战场上来干吗，你看落到这样的下场。我听了很不高兴，我就要走。他说你不要怕，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停战谈判了，如果战争结束了，你肯定可以被送回去，还可以跟你的父母在一起，还可以继续上你的学。我想我大概是我们那一批被俘人员里面第一个知道停战谈判的人，知道双方会遣返战俘。本来我是觉得很绝望，一直想逃跑，跑不了就自杀。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又有希望了，我就有一个任务了，就是我要把我的战友们带领好，一块回到祖国去，在最艰苦的战俘营里面，我应该尽我的努力为战友们做一点服务工作。
主持人：据您所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志愿军的被俘人员一共大概有多少人?
张泽石：总共是2万2千多人。
主持人：当时这些被俘人员被俘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怎样的呢?
张泽石：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战争的复杂情况，都是因为生病，因为负伤，因为饥饿丧失了抵抗能力，在没有被打死，没有被饿死，没有被病死之前被敌人抓住了。
主持人：进入到敌人的战俘集中营当中，最初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们能够习惯吗?
张泽石：那段生活确实是非常难受的。我们刚开始是住在一个河滩上面，有铁丝网圈起来，每个小铁丝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们是5月份被俘的，朝鲜的天气还是相当凉的，加上我们几天没吃饭了，衣服都烂了，而且很多战友还在生病、受伤，所以那时候非常痛苦。坐在那，前途无望。那时，敌人派了一些韩国人在那做饭，他们用豌豆、大麦、大米，做成团子，端到关我们的铁丝网的门口。大家一闻到那个味，就跑到门口堵到那，都想最先拿到那个饭团子。
上次跟我说话的那个少尉和另外一个上尉，走到门口就喊"张，你过来"，他说给我个任务，要我维持秩序，让大家排队拿食物，不要抢。就这样，我负责发食物，我们的难友排着队一个一个领。那个时候我每发一个人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不能够暴露军事秘密，不能够背叛自己的国家。美国兵虽然听不懂，但是他怀疑了，问我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他们说不要吃的太急，多少天没吃饭了，要闹胃病的。他说OK。
主持人：相当于给了您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的战友们组织起来?
张泽石：对，而且让他们吃点定心丸，不要那么惊慌。但是被俘以后，我们的难友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
主持人：大家的心里都很复杂?
张泽石：很复杂，又是痛苦，又是羞愧，又是绝望。从一个有组织的、有后方的、有祖国支援的温暖的部队，一个巨变，落到敌人手里，不知道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是被弄到日本去当矿工，还是弄到台湾当炮灰，心情很复杂。
我们团有一个作战股长也被俘了，他姓韩。我们一块被往后面运的时候坐一个车，在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他说，老张，我这件棉袄你穿上，你要是有一天能够回到祖国的话，你告诉祖国人民我对得起党，对得起革命，我现在就光荣了。说着就要往汽车下面跳，下面就是一个深沟。我一把抓住他，我说老韩，你不能这样，我说你看这么多人都被俘了，都慌乱了，我们死了都很轻松，谁来带领他们去渡过这个非常艰难的战俘生活呢，我说你不能这样。他抱着哭，说真是受不了了。
我们这个车往南方开，我们就往北方看，看北斗星，看代表祖国的那颗星呀，心里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主持人：后来你们是怎样在咱们被俘人员当中建立起组织的呢?
张泽石：那个非常艰难。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在战俘营里的生活很艰苦。我们吃不饱饭，每个人每天两顿饭，每顿就是一个饭团子，有一大桶汤，汤里面有些萝卜缨子，有些酱油，有些鱿鱼，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
一个帐篷里面睡50个人，每个人只有那一尺来长，大家都挤到一起。基本上河滩上和荒地上都开出来了，中间挖一个几十公分或者是那么一个沟，两边就算大炕了，铺上草垫子就在上面睡，很潮湿，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得了关节炎。
这种生活上的艰苦，我们倒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从艰苦里面出来的。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半夜醒了，住在海岛上，听着外面的海浪声、风雨声，想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当时我还有一个未婚妻。心里的痛苦那就是很难说了。
所以我在被俘的第一天，就开始组织我的宣传队员。因为我是宣传干事，我带宣传队一块出来的，但是没把他们带回去，都带到战俘营了，我们一起被俘的有10来个。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知道马上就要开始战谈判，如果停战了以后，我们是能够被交换回去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定能回到祖国去，不要有别的想法。就组成了一个爱国主义小组。根据日内瓦公约，管理当局对待战俘，应该是跟他们士兵同等待遇。敌人当然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在战俘营里，只能派管理人员，不能够有武装人员。所以在战俘营里面，白天是美国兵在外面把我们看起来了，然后在战俘营里面有一个管理的司令部，派一个上尉或者中尉来管理我们。他手底下有好多美国兵，分管伙食、卫生、衣物这些东西，都不带枪的。晚上他们走了，就是战俘自己管自己。后来敌人弄了一个审查科，专门审查战俘里面的暴乱分子，看有没有人想逃跑，有没有想组织起来挖地洞。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务组织，他们来维持秩序。
主持人：这些所谓维持秩序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
特务与叛徒：“战俘警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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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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